Home 舆情研究 罗兴佐:有动员无组织: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

罗兴佐:有动员无组织: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

E-mail PDF
  • 有动员无组织: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

    ——对一起农村群体事件的分析

    罗兴佐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市  401120

    内容摘要:人情网络、地方性伦理和村社舆论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内涵,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良性互动,共同型塑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人情网络使人们的情感爆发和聚众具有循环反应的特点,地方性伦理促使人们形成集体认同,而村社舆论则能够有效克服人们的“搭便车”心理。正是这样的机制使得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呈现有动员无组织的特点。

    关键词:熟人社会   集体行动   发生机制   类型

     

    一、既有研究及本文框架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成为一个公众话题和学术研究热点,学界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学界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代表性框架。

    一是制度取向,包括“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解释框架。“依法抗争”是欧博文和李连江Kevin J. O’Brien, Lianjiang, L2006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依法抗争”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兼有政治参与和政治抵抗的特点,即在内容上属于“政治参与”,但在形式上兼有“抵抗”和“参与”的特点。在“依法抗争”解释框架里,农民的行动策略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法抗争”是于建嵘(2004)提出的。他认为,农民的抗争已经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抗争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因而,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的维权活动,是一种政治行为。“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侧重从制度的角度解释农民的行为逻辑,但是,正如吴毅(2007)所指出的,这两种解释框架将农民的行为明确定位为政治行动,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因为在一些具体的维权活动中,即便是纯粹出于策略性考虑,农民也会自觉地注意把握和区分政治与非政治的界限,他们一般不会去碰触那些可以被称作是政治的问题,而且,这种把握和区分往往是维权活动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不能因为诉怨对象是地方和基层公共权力机关,就简单地将农民的维权行为泛政治化。

    二是群体心理取向,“社会泄愤”解释框架是代表。基于“瓮安事件”,于建嵘(2009)认为,这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很强的群体心理因素,不研究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群体心理,很难真正理解社会泄愤事件及其发生机制。很显然,这一解释框架延续了传统的群体心理研究,侧重从群体心理的角度解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

    三是文化-心理取向,主要有应星(2007)提出的“气”解释框架。应星认为,“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其具体含义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续谱,因此,“气”是理解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的一个独特概念。应星强调,在抗争中,“气”本身已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居于至上地位的伦理,由此演化为义气,义气成为社会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在农民的社会行动中,能否“出气”,出气的方式、时机乃至出气的对象,既不以当事人(受气者及对方)的个性和脾性为转移(杨华等,2008),也无法在静态的文化-伦理规范中得到合理解释,因此,仅关注“气”的产生机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也许是情景化的事件及其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四是制度-社会-人际关系取向,典型的是吴毅(2007)提出的“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概念。吴毅认为,“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是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解而提出的,即乡村社会虽然不断被市场和法制因素所渗透,但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在促使政治“全能主义”消退之时,却并不同时也自动促使官权力从日常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隐退,相反,由官权所推动的单向度改革反而会强化权力运作社会资源的能力,从而使社会分层和流动明显弱于城市的基层乡村——通常所说的“熟人”、“半熟人”社会——呈现出以官权力为核心来配置社会资源与编织关系网络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不能不极大地左右和影响乡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互动方式,因而,任何具体场域中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都不可能仅仅是对单纯的利益损益和权利意识的回应,而必然是经由这些无法躲避的权力与利益之网过滤的产物,因此,当农民遭受利益侵害时,是否维权,如何维权,维权到何种程度,除了主体利益受损和权利意识程度等因素的作用,还必然要受制于主体生活其中的制度、社会和人际关系网络。相对于制度、群体心理及文化-心理取向的解释框架,“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偏重于具体的乡村社会政治过程、集体行动各方的互动与互构,更具动态性,体现出政治/社会生态学的进路。但是,由于吴毅的旨趣在于透过乡域政治来探寻那些支配底层戏剧化治理背后的历史大逻辑,因而,具体的村庄及其中具体的农民并不是他的关注点。

    五是综合理论取向,以刘能(2004)的“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解释框架为典型。刘能用函数表达式F( P) f(G, A,C) 来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其中,P是因变量,表示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或个体参与某个集体行动的可能性。GAC是自变量,它们的不同取值将直接影响到因变量 P 的取值,其中 G 表示“怨恨的生产和解释”,怨恨的生产是利益表达和需求保卫的导火索,它既可以是对现行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公正的关注,也可以是个体或群体正在遭受着的苦难体验,也可以是对某种潜在的社会危机的担忧和关心,而对怨恨进行解释的结果便是一个集体行动框架的建构,这个框架既界定了问题,又对责任进行了归因,并且指出了行动的必要性,因此成为集体行动的催化剂。A表示积极分子及其组织能力,涉及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动员结构以及战术和战略的选择。C则指示了潜在参与者的一个理性选择模型,即他们对参与的收益和成本的计算。这一解释框架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虽然作者旨在解释中国都市群体性事件,但对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仍然有启发,只不过这一解释框架的关注点在宏观层面及类型学上,缺乏微观社会基础的考察。

    总体而言,已有的相关研究或偏重于理论及宏观视角,或偏重于社会心理及利益因素,而对群体性事件的微观社会基础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将从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基础的角度,即以熟人社会为解释框架来解释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农民特有的行动逻辑。笔者认为,这将有助于把握微观的、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事实是如何建构农民的集体行动的,农民集体行动的地方性资源是什么,这些资源是如何被动员和运用的,等等。

    从熟人社会的角度来解释农村群体性事件,已经被学者关注到。如单光鼐注意到,熟人的人员动员,是在“熟人社会”里,依凭亲缘、地缘、业缘等事先存在的,即有人际关系网络频密互动,靠亲情、交情、友情和“人缘”将同质性强的亲属、邻里、同学、同乡、同事、朋友、战友等,秉持“当事人的事就是我的事的理念”,以“命运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将人聚拢起来,并认为这样的动员机制在汉源、广安、大竹等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均能看到。[1]甘满堂在研究福建沿海农民有组织就地对抗性抗争事件中认为,中国农村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全村集体行动,如果有家庭没有人参加,以后必定被邻居们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村民能被临时动员起来,并称这种动员模式为社区资源动员。[2]邱新有、戴利朝等人在研究羊村个案时也注意到熟人社会的结构对农民集体行动的影响。[3]不过,单光鼐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思路,并没有研究具体个案,而甘满堂、邱新有等人研究的个案均为宗族性村落,宗族特性突出,从而遮蔽了熟人社会的其他内涵。本研究将以熟人社会特有的“人情网络-地方性伦理-村社舆论”为理论框架来探究农民是如何被动员的,集体行动是如何被塑造的。

    二、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LY组事件[4]

    L村位于四川省S区,距S区政府约5公里,国道穿村而过,并有一条乡村公路通往S区政府。5·12地震前,村民出行主要依靠乡村公路。地震后,乡村公路坍塌,村民出行完全依靠国道,除搭乘客车外,L村家家户户自备了摩托车。LY组共115户、446人,耕地面积135亩,另有河滩地360余亩,以种植小麦、玉米、水稻为主。村民的收入除种植外,不少村民购买了货车、拖拉机垄断河沙运输。S区的重要旅游景点古栈道坐落于Y组,村民在景点附近做小生意,也为村民带来一定的收入。Y组村民聚居于国道两旁,村内茶馆林立,相互走动频繁,公共生活兴盛。

    为促进灾后重建,S区政府引进了D水泥厂。725,区委、区政府召开水泥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动员会,并确定815日前全面完成主厂区的征地补偿及所涉Y组的房屋、附属设施拆迁及过渡房安置工作。村民的拆迁费用,因房子结构不同而有所差异,砖混结构的每平方米400元,其他结构的为每平方米240元。随着各项工作的落实,村民陆续移居到搭建好的活动板房内,并拿到60%的房屋搬迁补偿款,但大部分村民认为补偿太低,意见很大,并不断要求政府提高补偿标准。

    822上午,L村村主任曾士均、Y组组长曾士元及村民代表曾士忠等十余人与区、镇政府代表就D水泥厂征地补偿在S镇政府进行协商。Y10个代表再次向政府反映拆迁补偿低的问题,未得到政府的明确答复后陆续走掉了6个。协商持续到晚上21时,政府代表与村组干部签订了征地协议。随后,参加会议的人员到火锅店就餐。

    Y6名代表中途退场后,陆续回到临时聚居点,并和一些村民聚在板房外议论和猜测村组干部可能要签字,有村民便打电话给其他代表和组长了解情况,但电话却打不通,一些村民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刘忠明、曾海兵、曾万龙等人情绪激动地在板房外大声吆喝:“大家快起来,人家代表把字签了,把我们卖了。”一些村民听到吆喝后立即走出板房。聚集的村民越来越多。突然,有人在人群中大喊一声:“到镇上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把事情讲清楚,问他们为什么要背着我们签字。”村民的不满情绪立刻被激发,十几辆摩托车搭着村民先行,有货车的村民将车开出载上几十个村民开往城区,其他村民则步行去城区。

    在镇上,镇干部和组长曾士元陆续接到电话,称Y组村民大约百来人正赶到他们吃饭的地点,情绪比较激动。镇干部让区领导先行离开,并说:“我们和村干部留下来,给群众做个解释。”话音未落,村民已到了火锅店。刘忠明上前夺掉曾士元的酒杯,摔在地上后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人一天只知道吃喝,为啥背着我们把字签了?”徐怀正也上前大骂:“你们这些代表把外面的土地就这样卖了,完全不把我们老百姓看在眼里。”说完就在火锅店外面捡起凳子砸向一张火锅桌。曾海兵、曾万龙等人冲进火锅店用凳子砸火锅桌,并将凳子、桌子、液化气罐、锅碗瓢盆等扔到火锅店外的潜江河边。曾海兵和刘忠明边砸边骂,并殴打在场干部。村主任曾士均遭村民围殴,被赶来的警察扶走;几位妇女围住一位镇干部进行拉扯;组长曾士元被自己堂弟的媳妇用火锅盆将鼻梁打断,随即被送往医院……

    在火锅店内外一片混乱时,刘忠明在人群中喊道:“政府是个歪政府,我们去区政府。”于是,村民又赶往区政府。区政府大楼由于受地震的影响不能使用,办公室设在大楼前的活动板房内。村民曾帅元将活动板房的门踹开,并把窗户的玻璃砸碎,曾成华、曾海兵等人进入板房内,将电脑、饮水机、凳子等砸坏或摔在地上。在持续砸了十几分钟后,板房的窗户全被砸碎,几间板房被砸毁。

    砸完区政府后,曾万怀、刘忠明等人又吆喝着村民去砸镇政府。镇政府大楼一共有5层,全是玻璃材质,村民捡石头或木棍砸向政府大楼。砸完外面的玻璃后,村民进入镇政府院子对各楼层进行打砸。

    打砸完镇政府后,村民在街上大声发泄不满和愤怒,并向围观的群众诉苦,场面混乱不堪。这时,一个村民驾着摩托车在人群中高喊:“走,回去把国道堵了。”村民又坐上摩托车、货车往回赶,没坐上车的三三两两往回走。由于国道紧邻村民的住地,留在家里的老人和妇女带着小孩也加入其中,这样,国道上围堵的村民不断增多。

    村民围堵国道后不久,市政府派出的防暴警察试图将村民强行推离出国道,但村民并不想离开,不少村民与防暴警察还发生了摩擦。为了防止事态恶化,防暴警察使用了催泪弹,迫使村民四下散去。在S区各部门的配合下,村民陆续回到临时居住点,赶往现场的市长在临时居住点与村民展开对话,聚集的村民在得到市长的承诺后才慢慢地散去。

    三、熟人社会的动员机制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描述和分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概念。但是,当今的农村已迥异于传统乡村社会,因而,学界对于能否用“熟人社会”来解释当今的农村有不同的看法,并有学者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扩展,如贺雪峰(2000)提出“半熟人社会”、吴重庆(2011)提出“无主体熟人社会”等概念。笔者认为,“熟人社会”概念侧重的是乡土社会的特质,笔者依据近10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的调研认为,熟人社会的特质在宗族性地区的自然村及非宗族性地区的村民小组仍然存在,并在农民生活和村庄治理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熟人社会的特性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费孝通,2006)。具体说来,可从人情网络、地方性伦理和村社舆论来认识熟人社会。

    首先,熟人社会是一个“亲密社群”,生活于其中的人,行事注重亲情和礼俗规约,讲“人情”是熟人社会的基本特性。“人情”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天然自发的感情和性情;二是与法理社会中的“权利”、“义务”类似,在关系意义上关注“情分”、“情义”以及人情的“给予”和“亏欠”;三是与法理社会中的“法律”类似,在社会规范意义上与天理(道理)、国法相并列,并称为“情理法”。因此,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兼有情感、关系和规范三个层面的意义(陈柏峰,2011)。

    其次,熟人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人们在生活中互相扶持,在经济上互相救济,这是基本的地方性伦理。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必须讲人情、顾面子,遵循“情面原则”。情面原则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人们待人接物、处理关系时,顾及人情和面子、不偏不倚、合乎情理、讲究忍让。这样,熟人之间的关系笼罩在人情、面子和道德之下(陈柏峰,2011)。

    再次,熟人社会依凭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费孝通,2006)。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熟悉及频密的互动,使舆论的发生与传播快速而广泛,这既是信任的基础,也是一种通过自我规训来规训他人的机制。

    总之,在熟人社会中,人情网络是基本的社会结构,地方性伦理是人们为人处事的基本规范,而村社舆论通过褒扬或贬斥人们的具体行为维系既有的人情网络和地方性伦理,三者之间相互配合与良性互动,共同型塑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2.人情网络与信息传播

    人际网络是资源动员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网络对资源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能为潜在行动者提供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拒绝对网络中的同伴的召唤作出回应,将意味着可能失去这一纽带所能提供的全部收益(Laumann, Edward O.,1973)。[5]在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网络清晰又温情,使得集体行动从动员到行动,其链条非常短,具有召之即来的特点。

    Y组的征地是经省政府批准进行的,但村民认为征地拆迁补偿偏低,并一直怀有不满情绪,加上地震后村民无事可做,经常聚在一起议论这一问题,只是因为尚未签订协议,村民仅是牢骚满腹而已。但是,当村组干部与镇政府签订协议的消息被猜测、传播与扩散后,积压在村民心中的不满、怨恨便开始爆发。因此,一旦有人提议,便立即得到其他村民的回应和支持,而熟人社会的人情网络,使村民的情感爆发和聚众表现出循环反应的特点[6]首先是集体磨合阶段。一些代表和村民的猜测,并将猜测传播,使村民变得敏感起来,从而产生情感冲动和狂热。第二阶段是集体兴奋。随着猜测的传播,村民的想象力被激发,相互感染并产生共识:政府和村干部合伙把我们卖了。这样,不满情绪被相互感染,而临时居住点密集的人群为情绪蔓延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并加速了村民产生共同的愤怒情绪。在第三阶段,随着村民之间感染力和愤怒感的持续增强,群体行动爆发了。

    3.地方性伦理与村民动员

    应星认为,群体利益的严重受损可以成为最强有力的动员因素。群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既可以说是“自然的”,因为它是集体利益受损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突然的”,因为群体行动具体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因何导火索而出现,这都可能是即时发生的,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应星,2007)。在Y组事件中,从各种猜测的传播到村民对猜测的确定再到情绪的迸发,并没有哪位村民自然的或者被村民自发的推荐为“领袖”,整个过程总是有不固定的人在情绪激动的人群中呐喊和鼓动,而听见的人总会跟着效仿,并逐一影响到整个群体。

    信息的传播,情绪的感染之所以快速而强烈,根源于既存的地方性伦理。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共享一套伦理规范,并因相互之间的熟悉而获得对村庄伦理规范的无意识式遵守。因此,在面临共同问题时,人们很容易形成集体认同感,并上升到道德高度。集体认同感具有促动人们参与的选择性激励作用(Mc Adanm,Doug,John D,Mc-Carthy,and Mayer N.zald,1988)[7]同时,“道德震撼是促使民众参与社会运动的重要原因。当一个意外事件或一条信息激发了某个人义愤的心情并促使其采取行动时,不论这个人对行动本身是否了解,这种震撼便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的作用就是对某些事件提供可以激发愤怒的解释。”[8]正是有了集体认同感和道德震撼,村民的集体行动才变得可能。

    4.村社舆论与克服搭便车

    搭便车是集体行动的阻力,只有对群体成员的搭便车行为进行有效限制,集体行动才有可能。然而,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6)。同时,无论是强制还是其他手段的实施,以及集体行动本身都是需要成本的。在西方社会,集体行动的主要困境在于行动者所需付出的金钱和时间,但在中国,这两点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应星,2007)。的确,对于刚刚遭受地震的Y组村民而言,时间和金钱并不是村民集体行动的阻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村民没有搭便车冲动,尤其是暴力冲击政府机关,殴打干部,村民是能够预见其风险的。村民之所以能够快速聚合并行动,村社舆论对村民行动的规制功能十分重要。

    Y组是一个居住密集、互动频繁的村庄,这样的村庄社会网络使得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具有非匿名性特点,因为村民是否参与,在参与中表现如何,在村庄内会形成一个公共事件,这会对村民产生群体压力,从而抑制村民的搭便车冲动。对于绝大多数村民而言,不论其是否参加了集体行动,是必然会继续生活在这个村庄中,任何投机取巧的“搭便车”行为都会使他在以后的交往中感觉没面子,受到其他村民的轻视。正因如此,Y组的男女老少,只要能走的,基本上参与了这次事件。

    四、有动员无组织: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

    在已有的集体行动研究中,研究者十分强调组织对于集体行动的作用。如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组织具备大量可支配的资源,这些资源被用来进行社会动员时,能够满足参与者的动机,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运动;Tilly在《从动员到革命》中也十分明确地肯定了组织和资源的重要性。[9]不过Y组案例表明,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呈现出有动员无组织的特点。

    动员是集体行动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前提。集体行动的爆发和持续,源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及各种各样的动员手段,如结构的、文化的、心理的等。动员既是社会抗争的初始动力,也是抗争持续下去的动力。[10]动员可从两方面来理解:(1)政治动员。政治动员就是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运动。就当代中国而言,政治动员主要通过三大途径来实现:一是组织上,体现为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内部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体制,以及党的组织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而深入的渗透;二是政治上,主要通过思想路线的阶级斗争来引导整个党和整个社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目标的支持与拥护;三是思想上,主要通过革命理想主义来激发社会广大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热情。[11]2)社会动员。社会动员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指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通过它,“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12]二是调动人们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转型的积极性;三是引导、说服人们参与某项集体行动。第一种意义的社会动员,主要通过教育、大众传播等手段来实现。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动员,主要通过利益机制以及国家与政府作为一种社会中心的功能的发挥。[13]这两种意义的社会动员是宏观层面上的,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第三种意义上的社会动员,则主要依赖情景资源与既存的文化及心理资源。这是一种微观层面的社会动员,Y组事件中的动员主要是这一意义上的。

    组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组织,是指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狭义上的组织,是指人们为着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如党团组织、工会组织、企业、宗族组织等。组织亦是许多集体行动的重要资源。正如资源动员理论认为,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涉及领导追随的预先分工。在每一次抗争之前,社会运动组织必须得负责策划诸多事宜,例如动员群众、宣传理念、组织领导架构。组织其实是社会运动的灵魂中枢。[14]

    但是,在Y组事件中,我们只能发现动员,村民的行动并无组织依托。该集体行动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第一,动员过程广泛、快速、有效。从最初代表们不满政府的答复离开协调会后在村民中的议论引起村民的义愤,到有人号召大家一起去城区并立即行动起来,再到村民殴打村干部,然后打砸区、镇政府,最后围堵国道。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首先有人动议,然后大家附和,最后付诸行动。动议之有效、人群聚集之快速以及行动目标之统一,这样的行动链条只有在亲密社群中才可能存在。第二,在事件过程中,动员的主体并不同一。在集体行动的不同阶段,提出具体行动动议的村民是动员主体,他们是最早喊出口号的“出头鸟”,而不同阶段的“出头鸟”事实上并不相同,动员主体是随机的,但所有的动员都付诸于行动,并取得了成功。动员主体的随机性及不同动员主体进行动员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组织成本。第三,村民经过动员后,自觉、快速地加入集体行动,表现出集体狂热。Y组事件中,利益连带当然是动员能够付诸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从本质上说,动员主要依赖熟人社会的“亲密社群”性质。由于彼此之间的熟悉和信任,甚至任何一个村民偶尔的、无意的动员就可以落实为集体行动。没有固定的带头任务,也没有任何蓄意的领导组织,更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支撑,这样的行动机制源于是熟人社会中村民共享的亲密情感和舆论环境。因此,在一定意义上,Y组事件犹如一群乌合之众的集体泄愤。行动之所以可能,完全依凭熟人社会中既有的人情网络、地方性伦理和村社舆论,依赖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亲密情感。换言之,在熟人社会中,只要有动员,无需蓄意严密的组织,集体行动也可能发生。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一直处于高位,行动的暴力性日益突出。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一直比较注重事件的组织性,并特别注意盯防或收买行动中的组织者或精英人物。但是,发生于农村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历史传统及地域文化的影响,其组织性可能并不明显,甚至也看不到精英人物的行动,相反,诉诸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和人际网络却能动员许多人参与。因此,政府在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时,首先要认清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对于某些群体性事件,不应过分关注事件的组织性及过高估计精英人物的作用,而应有效回应民众的诉利益求,消解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恨情绪。正如温铁军等人所言,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其根源和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应对特定的“领导者”或者“冲突组织”,过分关注对于这部分人的应对措施,可能本末倒置,并使得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制度建设问题被一再忽视。[15]基于上述判断,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构建群体性事件防范机制。一是畅通信息公开渠道。近年来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如征地、拆迁,农民之所以不满首先源于相关部门信息公开渠道不畅,农民难以及时获取有关信息,容易导致农民的猜忌、怀疑、不信任。因此,凡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事项,相关部门应善于利用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框架,如通过召开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等形式,及时、全面地公开相关信息。二是建立有效的利益凝聚与表达机制。征地、拆迁涉及众多农户,而不同农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相关部门无法面对单个农户的诉求而只能面对组织化的利益诉求,这就需要各级组织尤其是村民自治组织善于做群众工作,整合农民的利益诉求,同时,相关部门要畅通渠道并耐心听取村级组织反映农民的要求。三是完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源于利益冲突,而利益冲突是一种理性冲突,可以通过沟通、谈判、协商、妥协来缓解。[16]对此,相关部门一定要摆正位置,坚持利益补偿最大化原则,理性回应农民的利益诉求,切忌用哄瞒、打压等手段。四是构建纠纷调解机制。利益冲突复杂多样,利益纠纷在所难免。因此,在利益双方争执不下,无法达成妥协的情况下,应有第三方介入以裁决纠纷,这个第三方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司法机关。只要政府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司法机关秉持公开、公正原则,利益纠纷就可能得到有效化解。总之,群体性事件的防治要靠制度,相关制度完善了并能得到切实贯彻和落实,就能实现权利保障与利益平衡的有机统一,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五、余论:集体行动的四种类型

    基于上述研究启发,若以动员与组织为视角,可将集体行动划分为ABCD四种类型。如下图

     

    有组织

    无组织

    有动员

    A

    B

    无动员

    C

    D

    A类集体行动“有组织、有动员”。这类集体行动目标明确,组织化程度高,组织精英活跃且动员能力强,政治特征明显,持续时间长,如政治革命。它是以阶级为主体的旨在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暴力行动,由革命组织和革命领袖进行领导、组织和动员。

    B类集体行动“有动员、无组织”。这类集体行动有目标,但无计划,通常规模小,持续时间短,如本文Y组事件。

    C类集体行动“有组织、无动员”。这类集体行动通常规模小,组织化程度高,专业化突出,行动目标单一,民间特征明显,如怒江反坝运动,该运动主要由环保组织发动,相关专家参与

    D类集体行动“无组织、无动员”。 这类集体行动通常源于某个偶发事件,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具有泄愤性质,如瓮安事件。该事件原本是一个偶然的日常事件,由于相关当事人对政府行为不信任和不满,及各种传言随着“看热闹”的人流迅速扩散,引发大规模群体围观,最后演变为打、砸、抢的群体性事件。

    当然,上述四种类型具有理想型推论性质,其解释力还需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进一步检验。

    注释:

    [1]单光鼐:“尽快开启越来越逼近的制度出口”,载肖唐镖主编:《社会稳定研究:城乡之间》第11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2]甘满堂:“探析当前农民有组织就地对抗性抗争”,载肖唐镖主编:《社会稳定研究:城乡之间》第31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3]邱新有、戴利朝等:“集体行动的逻辑与搭便车困境”,载肖唐镖主编:《群体性事件研究》第220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4]本案例最初由笔者指导的研究生余文雯提供,笔者根据后续资料进行了修改、补充。详细的个案请参见余文雯:《农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探析——以L村“8.22”事件为个案》,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另外,根据学术惯例,本文对涉及的地名、人名进行了技术处理。

    [5][7]转引自曾鹏、罗观翠:“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6]布鲁默(Blumer1946)将集体行为机制称为循环反应,并认为该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集体磨合(collective 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第一阶段是传递谣言的过程。逐渐地,随着不确定感增强,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的感觉,这样就进入第二阶段。最后,随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染力和共同感觉继续增强,循环反应就进入第三阶段:爆发集体行为。引自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1).

    [8]蔡永顺:“抗议行为中的暴力”, 载肖唐镖主编:《群体性事件研究》第26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9][10]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56148页。

    [11]林尚立著:《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第27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12]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13]郑杭生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分析》第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4]何明修:《社会运动概论》第93页,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

    [15]温铁军、郎晓娟、郑凤田:“中国农村社会稳定状况及其特征:基于1001765户的调查分析”,《管理世界》2011年第3期。

    [16]孙立平:“利益均衡机制与制度化之路”,《社会学家茶座》20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王国勤:“当前中国集体行动研究述评”,《学术界》2007年第6期。

    [2]吴佩芬、王国明:“近几年学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 5期。

    [3]陈潭、黄金:“群体性事件:若干理论的多向度阐释”,《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

    [4]孙元明:“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现状、发展及其治理的实现途径中国社会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 “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机制研究”论坛,2009,西安。

    [5]夏金梅:“对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综述与反思”,《甘肃理论学刊》2011年第2期。

    [6]Kevin J. O’Brien, Lianjiang, L,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 Cambride ,Cambride Unibversity Press 2006:1,2.

    [7]于建嵘:“当代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8]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9]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10]杨华等:“村庄中‘气’的救济机制”,《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11]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场石场纠纷案例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12]刘能:“怨恨解释 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一一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2004年第4.

    [1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4]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15]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读书》2011年第1期。

    [16]陈柏峰:《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17]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1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9]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本文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发表时略有改动)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CKS009

  •